1996年9月1日，巴图成了一名一年级的“小豆包”。尽管我们并没有期待他能成为优秀的学生，尽管我们做好了足够心理准备以后可能经常被老师“请”去谈话，但他的表现依然令我们失望。

他入学时我和英达正在美国拍戏，回来后我去学校接他。在回家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：“妈妈，老师说我是个什么马！”

“对啊，你和你的大多数同学应该都属马。”

“不是！老师就说我一个人是，是……什么什么马。”儿子急切地摇着小手，一副想说又说不出的样子。

“就你一个人？什么什么马？难道是……害群之马？”

“对啦妈妈，就是这个马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哎……我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但脸上还是作出无所谓的表情，告诉儿子不用理会这种说法。

第二个周末我又去接他，这回是好消息，他告诉我他得了一个奖状。

“什么奖状？”我很惊喜。

“就是比进步退两步，妈妈。那叫什么步呀？”巴图望着我。

“多少人有奖状呢？”我想根据得奖人数的多少判断一下“含金量”。

“当然全班都有！你看，妈妈，比进步进一步叫‘有很大进步’，比进步退一步叫‘比较有进步’，可是比进步退两步叫什么‘步’呀？”

我实在听不明白。我正在开车，无法到车的后备箱去拿那个令他如此激动的“奖”。回到家里我才看到了它。我才知道全班40名同学有37人得到了“有很大进步”的奖，而只有三个同学（当然这其中就有我儿子）得到了那个“比进步退两步”的光荣称号。奖状上写着：英如镔同学自入学以来略有进步。

他太好动，他和他爸爸小时候一样有好动症。他迅速听明白了老师讲的课，然后就前后左右地骚扰同学。无论我怎样做工作，他都不可能再次“略有进步”了。

据英达说他自己直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还没有入队，是全班仅剩的一名“落后分子”，班主任的“眼中钉”。所以与他爸爸相比，巴图还是“有很大进步”的。在他一年级结业那天，我去学校接他回来放暑假。他见到我就捂着胸口跑过来，我看见他胸前别着“预备队员”的布牌儿。一年级的最后一天，老师将这个看上去充满希望的称号授予了全班仅剩的3个“白丁”。当然，我知道巴图也曾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在同学中拉选票，并对几个关系较好的同学“行了贿”。

一路上他都在抚摸着它。他那么兴奋地向我描述着经过：3个“白丁”站在讲台前，由3个正式的、优秀的“预备队员”走上前来给他们佩戴这个“标志”。而给巴图佩戴标志的同学按巴图的话说“实在是太笨了”，他老也打不开那个别针。巴图着急地小声说：“我帮你打。”打开后巴图交给他，而他又在巴图的胸前扎了半天戴不上去。巴图再次急不可耐地小声说：“我帮你戴！”

就这样，他自己授予了自己这个称号。他成了“预备队员”，于是有资格在二年级参加评选少先队员了。

我曾经询问他在班里是否有好朋友，我告诉他每个人都应该有朋友，并且应该对朋友慷慨大方。他认真地点了点头，“当然有了，妈妈，我有两个朋友！”

“真好！两个也不算少呢！他们是谁？”我为儿子自己的“社交”感到高兴。

“一个是我们班第二闹的，一个是第三闹的。”他说。我知道所谓“第几闹”一定是那个年代的老师不顾孩子们的感受而给他们排的座次。

“第一闹是谁？是你？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对呀！”他说，“当然是我！”

气死我了！气得我半天说不出话。他就是坐不住。我知道这个毛病不可能一下子改掉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，需要一生的努力。如果一个人不能专心地做一件事，他将一事无成。但我不能着急，不能简单粗暴地批判他，那样做除了伤害他，丝毫于事无补。他需要的是具体的、耐心的帮助，需要找一些他有兴趣的事情来培养他的耐性。孩子多么需要母亲的呵护和关怀，并且在今天回想起来，我多么庆幸他有那么开朗的性格，说起自己是“全班第一闹”的时候，态度是那么简单和无所谓。

巴图很怕我。我对他说过的最严厉的话是：“妈妈非常不高兴。”他每次听到这话会立刻安静下来。我不会在人前责备他，因为孩子的自尊和自信如果得不到很好的保护，很容易就会转变成自卑和自弃。每当我发现他在公共场合或客人面前表现得不太好，或有些“自我中心”，我会趴在他的耳边轻轻告诉他：“巴图，你这样不好。”他立刻会改变做法。当着别人的面我毫不吝惜对他的夸奖，告诉大家我的儿子很聪明，很优秀。有一次他到医院去看望爷爷，我对好几个护士讲他是多么懂事，他很注意地听着，然后悄悄走过来，咬着我的耳朵小声儿说：“妈妈，我知道你多么爱我，因为你总是对人夸奖我。”

不知道为何安排巴图“打旗”，估计老师怕他在人群中“闹”，让他单独站出来老实些。

我怎么能不夸奖他呢？他真的是个很可爱很懂事的孩子，虽然他太好动，在班上“第一闹”，学习马虎，成绩不怎么太好，但在学年结束时的计分册上，他的品行一栏工整地、令人欣慰地写着：全优。

巴图小时候刚刚会讲话，我们怕他丢了或出什么意外，让他熟背家里的地址、电话和亲人的名字。有一次他跟姥姥坐公共汽车，上车后一个中年妇女给他让座，并逗他：“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叫英巴图，今年3岁。我妈妈叫宋丹丹，爸爸叫英达，爷爷叫英若诚。我们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富建胡同3号，我们家的电话是5131531！”他认真地、一股脑儿地把“家底儿”和盘托出，在场的人无不哈哈大笑。

是的，他曾经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出色的。而在他还不到7岁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就什么都破碎了。

离婚后我飞往美国旧金山度假。在美国期间我发现并忏悔我犯下了一生最大的错误。我心如刀绞地思念我的儿子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懊悔。我原本以为一切是可以补救的，但英达的迅速再婚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。

3月20日是巴图的生日，我从美国寄给他两张照片和一个漂亮的生日卡：

我对不起孩子。我只想到自己。我义无反顾地离了婚，把孩子留在那个家就走了。万万没想到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的心就被吊在了半空中，无法踏实下来做任何事情，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，不知会飞向何处。

上帝是那么公平：你迈出一步，就只有向前走了。

回国后，在约定好的一天里我见到了巴图。我对他说：“你已经大到了可以了解我要跟你分享的事了，你准备好来听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他回答。

然后我告诉他我正准备把他要回来，我告诉他妈妈现在没有家，不能给他很舒适的生活，但妈妈永远也不想再离开他了。

他是那么明亮、那么从容，完全出乎我的预料。他听完后马上问我：“妈妈，爸爸已经结婚了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儿子。”我说，“妈妈如果找到一个爱妈妈的男人，会让你来为妈妈作决定，你觉得好，妈妈就嫁给他，你觉得不行，妈妈就……”我伸出一条腿，做了一个“踢”的动作。

他大笑起来，那么开心。他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权力，他感受到了他对妈妈是多么重要。

“对呀，”他说，“要是爸爸只爱妈妈，而爸爸不爱我，妈妈就也不幸福。”

“不！”我看着他，“爸爸永远都爱你，只是由于某些原因爸爸和妈妈不能一起生活了，而爸爸和妈妈都永远爱你！”我坚定地说。

“不是！”他有些急了，“我说的不是自己的爸爸，我说的是将来的爸爸，那个和妈妈在一起的爸爸。”

那一刻我的膝盖软了，我没想到他能说出这样的话。我抱住儿子，在那看似最寂寞的时候我们抱在了一起。

“你会比别的孩子都幸福，我保证。”我对他轻声说，“你看，别的同学只有一个家，而你有两个家，两个家里的人都是你的亲人，你比别人幸福！”

我只想告诉他也告诉自己：太阳还会发光，我们的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那年6月30日，我要回了儿子的“监护权”，吊在半空中的心落回了原处。

他上的是寄宿学校，星期五中午，我去接他。一进大门，传达室的老大爷就对我说：“您来啦？您儿子这礼拜从头到尾都在对别人讲：‘星期五我妈妈来接我，我归我妈妈了！’”所有的老师见了我也转达着同样的话。

我的心“扑嗵嗵”跳着，张着双臂等待着他向我跑过来。

把儿子接到身边以后，我从来不会在他面前讲他父亲半点“不好”，我不能让他在心里困惑父亲的为人。如果说从前父亲在他心目中是榜样，是权威，是偶像，那么我需要让他一直相信这一点。

我从来认为父母离婚给未成年的孩子带来的，除了“害怕”就没有别的了。他不可能懂，也没能力表达。我从来不以为孩子越怨恨父亲，便越是会爱我。

孩子的爱不是一盆水，倒给了爸爸，妈妈便没有了。它更像一口井，如果你在他幼小的时候教会他如何去爱，在他漫长一生中是受用不尽的，他会爱朋友，爱师长，爱生活，更爱父母。而一个心里被灌输了“恨”的孩子，属于他的那口井就干涸了，他不爱父亲，同样不会爱母亲，他很自私，只爱自己。

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昏了头脑，让孩子背负父母间的恩怨。更何况走到今天，我已经非常理解关乎此事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。如果说有谁做错了什么，我也已经全部原谅，同样，包括我自己。

巴图在一天天地长大，他继承了我引以为荣耀的一切：快乐、幽默、懂事、宽容。

他在朝阳外国语学校读初中，那是一个重点中学，大家成绩都非常好，巴图却总是调皮得让人头痛。6年小学念下来，他完全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，自己闹不算，还打扰别人。这个学校从来没有处分过学生，他一下子受了两个处分，就连处分的名目都是单为他设计的。

当然他也有优点，就是英语口语非常好，大概是我遗传了一副好耳朵给他。我记得他的校长，一位70多岁的慈祥的老太太曾经和我说：“丹丹，你儿子根本不用学英语，闭上眼睛就会说。”

有一次，他们年级英语口语比赛，巴图自己编了一个小故事上台表演，赛后我问他得了第几名，他说：“当然是第二！”

“为什么‘当然’是第二？”我很诧异。

“妈妈！”他很不满意地看着我，“干吗非要我得第一？第一肯定是一班的班长。一班是全校最好的班，一班班长是全校最好的学生，我在我们学校是最‘烂’的，为什么老师要让我得第一名？”

这件事本身或许有失公平，但它使我看到巴图身上一种特别可贵的品性——知足常乐。有的孩子永远要争第一，得了第二就受不了。巴图却是哪怕得了倒数第二，回头一看也会大笑出声：“哈哈，后面还有一个那！”

巴图的自画像

我姐姐常说：“巴图就算有一天被人贩子拐走，在街上当乞丐，都一定是个快乐的小乞丐。甭管什么事儿，他都能发现好玩儿的一面，他的生活特别有意思。”

巴图13岁那年，我们家来了一个与他同龄的美国男孩儿。他不会说中文，和巴图用英语交流。

有一天，我带他们去俱乐部游泳。为了活跃气氛，我对巴图说：“你跟他比赛，游两个来回，看谁游得快，妈妈给你们当评委！”

“不，妈妈我不比。”巴图一脸不愿意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妈妈——”他拖长了声调，“你明明知道他游得不如我好。要是比赛的话，他必输无疑啊！为什么要让他不高兴呢？”

这就是我儿子，一个善良的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小男孩儿。他的确有很多缺点，但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很美的人生。

巴图大约13岁的时候，我发现他趁我不在拿过我的钱。说起来，那天我真是很没面子。我很认真地告诉巴图的老师我管教他非常严格，从来不给他过多的零花钱。老师愣了一下，疑惑地问：“是吗？那他怎么会请全班同学吃冰棍呢？”她这么说，我也愣了。

那以后我对自己的钱包严加看管。一天下午，巴图不在家，我发现钱包里少了100块！我立刻打电话给小区门卫，门卫告诉我他出去了。我又给门口小卖部打电话（可见我留下这些零七八碎的电话号码有多么英明），小卖部的老大爷告诉我：“您儿子刚走，从我这儿买了根冰棍。”

“他拿多少钱买的？”

“100块钱。”

巴图回来了，我很平静地问他：“巴图，你拿妈妈的钱了吗？”

“妈妈，妈妈我告诉你啊，那100块钱……”好小子，他倒是不抵赖，我认真听他如何自圆其说，“那100块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它飘啊飘，飘啊飘，就飘到地上了。”

我气坏了！我告诉他天底下没有自己“飘”下来的钱，告诉他这件事情牵扯品质，永远不可以再出现。我问他是否一定要被揍一顿才能记住这个教训。他说：“不用了，妈妈，你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改，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我肯定改。”

那天我没听他的“花言巧语”。我揍了他，在他身上留下了几道血印儿。确实我原本没想打这么狠，但我气疯了。过后我还给他照了张相。他指着照片里自己胸前的血印儿委屈地说：“妈妈，这哪儿像亲妈打的呀？”

大约10年前我参与过小崔主持的一期《实话实说》，话题是“孩子是否不打不成材”，当天我坚决站在正方：说什么也不能动孩子一个手指头！

10年过去了，我已深深体会到孩子管教起来多么难。他不听话的时候，他犯了错误老师找我谈话的时候，总有一股火苗从脚底一直蹿上我的头顶，随即我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悯自怜。我禁不住又问起自己当初到底该不该离婚，尽管我先生对他非常尽心，尽管就算他的生父在身边，也未见得能帮得上什么。

青春期的孩子，说教对他是无力的，我几乎没有办法去扭转他已认准的方向，我只有等他长大，等待的过程却是那么漫长。我经常对着儿子说：“你是谁派来的啊？你是专门来气妈妈的吧？”一边说，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。

所以当我后来又与小崔见面，第一句话就是跟他说：“咱再来场‘实话实说’吧，这回我一定站在反方！孩子不打不行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！”

左边胸前3道印是被我抓出来的。巴图总以此为“把柄”质问我：“这哪像亲妈打的呀？”.

在我每一次扬起巴掌不知是想揍他还是想自残的时候，他总是使劲地抓住我的双手，抓得紧紧的，不让它们动弹，然后他捧起我的脸，对我说妈妈，妈妈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！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很快我就长大了。

巴图写过一篇关于课堂的作文：“在我看来，上语文课和下课没什么差别吧？可以睡觉、看书、画画、打闹……我真的没有好好上过几节语文课。总是觉得语文课很无聊，还是睡觉的好。”

然后他说有几节语文课讲《范进中举》他觉得很有意思，那天他“奇迹般地”听了两节课。

张老师让同学们分角色朗读，我也使劲地举手。于是，张老师便叫了我读范进。

一开始，范进老是说一些特别窝囊的话，什么“岳父见教的是”。我那岳父嘛……就是杀猪卖肉的胡老爹。而张老师还让班上最猛的侯星云来当胡屠夫。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？台词里，胡老爹对我说的话全都是骂我的话，什么“像你那尖嘴猴腮，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！”之类的话，像是真比我爸还厉害。但是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不一会儿，我便中了举人，我虽然疯了，被胡老爹打了一嘴巴，但是我醒了以后，胡老爹反而成了我儿子了，三番五次地讨好我。我想：哈哈！侯星云！以前你是风光够了，今天也栽在我手里了吧？弄得班里也热闹起来了，大家都很积极地回答问题、读书……张老师也很高兴。

现在想想，这样上课难道不比画画、睡觉强吗？同时，知识也学到了，也没有违反纪律。

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语文课啊！

那篇作文老师给他打了90分，我很感谢老师愿意去理解一个不那么“乖”的孩子。然而事实上不可能每一节课都那么“好玩”，都能够由着他的喜好来安排，所以巴图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毛毛躁躁的破坏分子，因为课堂让他感到“无聊”而表现得任性和多动。

他上初中时，老师始终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紧挨着教室后门。他的视力其实很不好，经常看不清黑板，我曾经请老师考虑把他的位置换得靠前一些，老师说她做不到。

“您儿子实在太闹了，话太多了。他要逮所有的话茬开玩笑，不甩出包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不算完。他要是坐在前面，我们这个班就没法上课了。”

开家长会的时候，我向全体家长道过歉。我站在教室最前面向大家鞠躬，说对不起，我对儿子管教不严，让你们的孩子学习受影响了。我看到坐在底下的家长有的用眼斜觑着我，一脸不买账，心里在说“你有什么了不起”，也有的眼中含着泪花，他们是理解我这样的母亲的无奈的。

每天下午临放学前，我儿子的教室后门外都有只眼睛透过门上的窄玻璃盯着他，那就是我。我偷偷观察他到底有多“闹”，有多“害群之马”。我看见离下课还有20分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书包收拾得规规整整，往桌上一摆，然后就抄着手看其他同学写作业，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。

放学后，他一坐进车里，我就想揍他。虽然我明知他不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写作业的孩子，天底下也没有这样的孩子，虽然我明知自己小时候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，但我控制不住我的愤怒和我的手！在中国的学校，面对中国的老师，我不得不被中国家长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……

“巴图，巴图你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写作业就你坐在那儿？妈妈为你难过死了，和你说过几百遍了你都不听，你是谁派来气我的啊？”

巴图的校长非常喜欢他，虽然曾经亲自给他两个处分。校长办公室就是巴图的避难所。她告诉我：

“宋丹丹你就偷着乐吧，我们从来没见过像巴图这么孝顺母亲的孩子。他调皮捣蛋的时候谁也管不了，但只要我们一说‘巴图，你再这样老师就要找你妈妈谈话’，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。他可以给老师写很长的信承认错误，他可以把老师堵在办公室门口说：‘老师你说吧，我有什么缺点？我什么缺点都能改，只要你不告诉我妈妈！我就是一不小心没控制住！’”

校长还偷偷把巴图写给老师的信拿给我看：

听校长一席话，又看到巴图幼稚的笔迹写满了密密麻麻两页纸，我的心是暖的，也是痛的。10年了，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女人，离开那个家庭后，又找到真正的归宿，找到一个好男人，疼爱我，并接纳我的儿子。然而一想到巴图，从6岁的孩子长成17岁的少年，我始终不能确定父母离异对他的伤害更多，还是督促他成长更多。

今天的我，还是想劝做了母亲的女人们，哪怕自己多受些委屈，为孩子维护一个完整的家庭吧。

巴图上初一，我试过陪读，他自己什么都学不懂。

代数、几何、物理，已经依稀成浆糊的记忆全部重新清理出来，我陪他背长长短短的数学公式，教他算奇奇怪怪的长度角度，帮他画枝枝杈杈的受力分析图……还有英语，我买了一本英文笑话给他，让他背诵然后默写，我戴副老花镜坐在台灯下逐词对照，少写一个s都不行。

一陪1年多，我一部戏也没拍，还累得精疲力尽。开始我打算坚持，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在为自己的错误埋单，人生中没有哪桩错误不需要埋单。后来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我发现再这样下去我既养不活他，也养不活自己。我给他联系了一所英国的中学，送他远走高飞，不爱学习的孩子在国外会愉快一些。那时他刚满14岁。

他第一天在英国上学，我送他到宿舍就回酒店了。学校到酒店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。刚到酒店我就接到他的电话，

“妈妈，我饿，我特别想你。”巴图在电话里哭。

我不能跟他一起哭，只好很平静地告诉他：“巴图，你去找管生活的老师，问问他有没有面包给你吃，然后给妈妈回个电话，告诉我你吃到东西没有。”

一会儿，电话打过来了。“妈妈我吃饱了，老师不光给了我面包，还给了黄油和果酱。”

好像后来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。他很快适应了在国外的生活，不饿就想不起我。

可以想象，假如我们身边来了一个外国人，我们可以跟他客套地聊聊天气，聊聊新闻，却很难和他成为知己。巴图对于他的英国同学，就是这样一个外国人，更何况那群小男孩儿连客套也没有，他们很喜欢恶作剧。

刚开始巴图一进浴室，总有谁在外面“啪”地一下把灯关了，他只好穿上衣服，走出来打开灯，看见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然后他再进去，刚准备放水，“啪”一下灯又灭了，他又穿上衣服出来开灯，还是找不到是谁干的。直到那帮孩子看巴图被折腾来折腾去却不急不恼，自己觉得没意思了，他才能踏踏实实洗个澡。

但他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，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，小时候向同学拉选票“行贿”那一套在国外还是否行得通，只觉得他在人际交往方面是个天才，或许和他的快乐开朗有关。

由于女儿及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在美国，巴图在英国的学校呆了不到3个月我就把他转到了纽约。

巴图的英语口语真是好，刚到美国，老师几乎不相信他是一个外国孩子。但是真正上课的时候他就懵了，尤其是生物课，肝硬变、肺叶、心肌炎——很多词听不懂可以猜，这些词却没法儿无师自通。所以在美国的第一年，巴图有好几门课得了D，用中文讲叫“挂红灯”。但是到了第二年、第三年，成绩单上的字母就不再让我担忧了。

巴图在美国的第一个情人节很特别（在中国，没有哪个成人认为“情人节”和十四五岁的孩子有关）。他告诉我在那一天，老师作为“爱的使者”，可能会敲开305宿舍的房门，带着一束花，告诉他们这是407的Helen送给Johnson的，你愿意今晚与她一起看场电影吗？

于是我问巴图：“有人送花给你吗？”

“目前没有，亚洲人都没得到花。”巴图措辞严谨，强调这种状况可能只是暂时的。

“那你给别的女孩子送花了吗？”我忍住笑问。

“目前没有，那些女生我都看不上。”这次他的回答理直气壮得多。依我猜，这孩子要是有钱，宁可拿去买“比萨”吃也懒得讨好哪个女孩子。

随着儿子一天天地长大，我也在学习不再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，否则我累，孩子更累。

那天我闲来无事，打电话给巴图，是录音留言状态。“嘀”一声响后，我欢快地对着电话说：“巴图，妈妈给你打电话，妈妈很想你，你方便的时候来个电话好吗？拜拜！”

等了俩小时，没有回应，我又把电话追过去，仍是留言：“巴图，妈妈一直在等你电话，你怎么不回啊？你给我回一个好吗？”我装成很可怜的样子。

又过两个小时，我有些愠怒，心想这孩子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“巴图，你怎么还不来电话？我告诉你，妈妈特别生气？你干吗呢？给我回电话！”

打第四个电话时我的情绪已经要失控了。“巴图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妈妈不睡了！看你什么时候打电话过来！”

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女人就是这样，很容易钻牛角尖。其实孩子能有多大个错呢？可能他听到第一个电话留言时正在和朋友玩儿，没工夫理我。听到第二个留言觉得妈妈又是老一套，没什么意思。然后稀里糊涂就接到第三个、第四个留言，妈妈已经气疯了，叫他还怎么回呢？这时候回电话，就必须瞎编，刚才为什么没有回，在干什么，和谁一起……最后就变成了惹不起躲得起，任凭你怎么喊怎么骂，我干脆不回了，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。

而当他真的打电话给我，通常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：犯了错误、缺钱花，或是没考好。“妈妈！”电话里他一喊我，我的心“噗通”一下便落了地，“我跟你说件事……”一听这开场白，刚刚落地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所以现在我再留言给他通常是这样措辞的：“巴图，你要是想跟妈妈说话就打个电话给我，实在懒得打就算了。妈妈很想你。”

我无法要求一个16岁的男孩子每天思念我，每周都想听我说话，我必须接受的是他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会经常思念着另外一个女人。我养了两只小狗，照顾它们给我带来乐趣。至于儿子，我一定会让他过自己想过的人生。

选自：宋丹丹《幸福深处》来源：搜狐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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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小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妈是最大的全世界最厉害的，慢慢的觉得妈妈老了，我也长大了我需要承担更多的东西，我需要去包容她，接受她老了，但是我还爱她不管她是什么样子。”

舞台上，巴图的身后，大屏幕上闪过一幅幅昔日的老照片，从青葱岁月到孩提时代，再现了宋丹丹年轻时期最美的时刻，也见证了母子陪伴的点滴岁月。